科学没有最后

www.hzggw.com 2009年11月23日 03:42 杭州市关工委办公室

科学没有最后

沈者寿

   在纪念我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众多文字中，读到他有这么一段轶事：在美国期间，他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直至写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了一口气，在信封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又觉不妥，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科学没有最后，这话十分深刻，发人深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它们都要随着实践而深化、发展，所以都不是“最后定稿”，都没有“最后”可言。已故科学家王选生前也有一个类似的理念，叫做“时态观”。他说许多人总以为某个人当上了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就是全国某个领域的权威了。他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你虽然是院士，但只能说明你在某个特定时期下，在某个领域有过特殊的贡献，但是现在不是，将来更不是”。这就是说要把握“时态”，分清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

   可是，我们在开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的时候，需要代表或委员们认真审议的《工作报告》刚刚作罢，与会者们还未细细推敲斟酌，就纷纷赞扬这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报告，是“开拓创新”、“鼓舞人心”的报告，还煞费苦心地归纳“报告”有几个“特色”，几大“亮点”云云。我们的高层领导一发表长篇讲话，其实还来不及仔细钻研、消化，各地政要、名人就急匆匆地评价“讲话”“高屋建瓴，立意高远，观点精辟”，是又一个“纲领性文件”等等。于是乎许多中心学习组在学习讨论中，都会概括《重要讲话》里面有几个“一定要”、几个“必须”、几个“结合”呀等等，还要求机关公务员背诵记住这一大堆结论和内容要求，到时进行考试测评，以此来衡量学习成效的好坏。至于这类“报告”、“讲话”的立论、观点、政策、举措还有什么可以商榷之处，甚至有什么质疑之处，还需要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那对不起，这可没有思考过，而且连想也不敢去想。这种学风、会风实在不敢恭维。看来，倡导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机关，先得更新我们习惯性的学习思维和陈旧的学习理念，改革或曰改造一番我们的学习方式和学习方法。不如此，要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探索精神、充满活力的生气勃勃的政党，真正造就成为求真务实、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政党和机关，恐怕也难了。

   这使我想起爱因斯坦年轻时一次去拜访一位知名长者的故事。那位长者问他：在常温下，云母的电阻率是多少？爱因斯坦回答：这在《电工手册》里能查到。长者又问：从纽约到芝加哥有多少英里？爱因斯坦答道：这在《铁路旅行指南》里可以找到答案。长者继续问：特种钢由哪几种成份组成，它们各占多少比重？爱因斯坦说：这在《金相手册》里可以查到。长者不无遗憾地说：爱因斯坦你对答如流，但很可惜，我只能给你打零分！爱因斯坦回应说：我从来不去记忆字典中、资料里可以查到的东西，我的脑子是用来创造性思维的。

   我看爱因斯坦的“用脑”方针是对头的。世界上的知识浩如烟海，据说莫斯科的列宁图书馆收藏的图书一本本排起来有500公里长，有谁能读得完、记得住呢？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读完和记住它们。如今每一秒种都会有许多新文献、新知识问世，但是有了电脑，人们已经用不到像农业社会时期用博闻强记的方式来掌握知识。当然，有些记忆是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那也不妨记住一些，但完全靠死记硬背，人的脑子是会僵化的。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机关，重要的是敢于实践，可贵的是善于思考，核心是改革创新。

   其实，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明白。他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他批评党内一些同志不知“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无知现象，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所以，从根本上说，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也好，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的“工作报告”也罢，都不能视为“最后结论”，即使文中“句句是真理”，那也只能是相对真理，是完全可以研究探讨的，是有待实践中检验和深化完善的。在肯定这类“报告”、“讲话”的真理性、合理性的时候，至少不能把话说的太高、太满、太死，还得留有充分的思考空间和余地。道理就是因为“科学没有最后”，文章没有“最后定稿”！

作者: 沈者寿

-文章结束-

●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

●难忘的二十分钟

●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

●爱心捐赠活动在杭举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建议推行建立“四不犯”工作机制